通同一气(著名的“吉林参案”)

历史上著名的“吉林参案”是清代嘉庆年间震动朝野的重大腐败案件，其背后交织着官场贪腐、制度缺陷与稀缺资源的争夺。人参是东北特产，不仅是皇室重要的滋补贡品，更通过官方专卖成为朝廷的重要财源，其收入甚至一度超过吉林全省的地丁赋税。

清政府为管控这一珍贵资源，设立了严密的“参票”制度。采参者需向官府请领“参票”作为许可证，采得的人参需优先上交官家，额外余参才可自行变卖。在吉林城，形成了由官参局、揽头、把头、刨夫组成的专营体系。

到了清朝中期，野生人参资源因过度开采而日渐萎缩。为维持财政收入，官府层层加码，例如让揽头用“二帮参”抵补放不出去的“卧票”导致的贡参不足。这种“敲骨吸髓式的压榨”使得贪腐成为行业内公开的秘密，从将军到基层官吏，勒索克扣、中饱私囊的现象十分普遍。

这起参案，其爆发核心人物是秀林，曾任吉林将军长达十五年。他早年曾因检举吉林参局协领诺穆三等人“侵帑累民”而得到皇帝赏识，被擢升为吉林将军。然而，长期掌管参务的巨大利益诱惑，使他最终从反腐者变成了贪腐者。

嘉庆十五年，内务府等部门验检贡参时，发现吉林上交的贡参中混入了大量人工栽培的“秧参”，且好参不足一成，四等以上参中秧参占比极高，吉林三斤二两官参中竟有大枝秧参十两。同时，上报户部的“参余银”数额也存在诸多问题。

嘉庆皇帝闻讯大怒，派员彻查！调查结果触目惊心！经查，秀林在任期内侵蚀“参余银”高达三万数千两，其第四子及家人也参与分肥。此外，他还私自减免卡伦（哨所）致真参被偷运出境，并违规资助获罪发遣的官员。上行下效，吉林大小官员人人效尤，贪腐成风。

秀林虽曾贵为吏部尚书，仍被革职拿问，家产查抄，最终被赐令自尽。嘉庆帝指出其“废法营私，通同一气，其罪甚大”。其他官员，前任吉林副都统布兰泰被革职抄家，前任副都统达禄、官参局协领萨音保、钱保被判处“绞监候”（死刑，缓期执行）。在任的吉林将军赛冲阿、副都统玉衡也因失察之罪被降四级留任。

清代参务制度的核心是“官督民采、按票纳参”，乾隆十年设立的吉林官参局，集采参管理、征收、上缴于一体，却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随着长期过度采挖，参源日渐枯竭，嘉庆八年就有揽头呈报“入山数日不得一苗，深秋出山每人得参仅二三钱”。供需失衡之下，官员与刨夫、商贩勾结舞弊的现象愈发猖獗。

吉林参案的核心舞弊手段集中在两点：一是以“秧参”冒充山参。刨夫将山中细小参苗移栽至“秧子房”，用布遮日、席挡雨、夜露滋养，培育一两年后冒充山参上缴，虽外形丰润，药效却远逊于天然山参。二是侵蚀“参余银”。官参局向商人收取的参余银本用于填补缺参空缺，每年达三四万两，时任吉林将军的秀林却取消品级区分，统一按十六两征收，差价尽数私吞，还与下属瓜分款项、贿赂权贵。更令人瞠目的是，舞弊已形成产业链，嘉庆十二年时秧参在市场公然交易，因栽种者日多导致价格暴跌，可见其泛滥程度。

同时新任吉林将军赛冲阿赴任途中，密派亲信暗访，发现山中“秧子房”星罗棋布，木栅环绕的参池排列有序，可见舞弊早已规模化。而钦差大臣文宁的追查更具戏剧性：他在官参局账册中发现“帽沿、烟叶、海参”等非公务支出记录，顺藤摸瓜查出秀林曾耗费百两白银筹办礼品招待钦差，未遂后据为己有，还涉嫌假借钦差名义敛财。审讯时，秀林“战栗恐惶，情虚胆怯”的神态引起嘉庆帝警觉，进一步审讯后，其十二年任职期间侵蚀参余银三万余两的罪行浮出水面。更令人震惊的是，官参局书吏沈志桂仅两年就私吞商人银两一千九百两，萨音保等官员还捏造刨夫欠款五千余两掩盖贪污事实，形成“上下串通、集体分肥”的腐败网络。

嘉庆帝对参案的处置雷厉风行，但善后举措仍有局限，严禁秧参的规定因参源枯竭难以落实，民间栽种并未根绝，反而促使人工培植技术逐步成熟；问责制度虽强化，却未触及权力集中的根本问题。长远来看，参案暴露了清代专营制度的致命缺陷，加速了参务制度的变革，人工培植人参逐渐合法化，改变了人参的供应结构。同时，此案成为清代中期整饬吏治的重要契机，推动了中央对地方军政权力的管控强化。

人参在中国医药史上是历代医家治疗气血津液不足之证的要药。从历史价值来看，它不仅是中药材瑰宝，更曾影响边疆经济与国家财政，成为连接自然资源、制度设计与社会治理的特殊载体。但权力缺乏制衡必然滋生腐败，官参局独揽采参、征税、管理大权，却无有效监督，终成舞弊温床；资源管控需兼顾生态与民生，过度垄断与采挖导致参源枯竭，反而催生违规操作；尽管嘉庆帝严厉惩处了涉案官员，但人参专卖的管理机制并未进行根本性的革新。贪腐的温床未被彻底摧毁，导致在道光年间，吉林参商周景南因不堪压榨赴京告状，又引发了新的参案。

以史为鉴，吉林参案不仅是一起贪污大案，更是一面映照制度优劣与人心向背的镜子。人参的珍贵，在于其天然滋养之效；治理的精髓，在于其权力制衡之术。唯有坚守制度底线、强化监督问责、兼顾各方利益，才能让珍贵资源真正造福社会，让治理体系行稳致远。 吉林参案虽已尘埃落定于史册，但它所揭示的关于权力、资源与制度的思考，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深警醒。

结语：

诚信是产业立身之本，古今皆然，如今人参产业的健康发展，仍依赖于规范交易与品质坚守。

附件1:

清代参务制度运作流程（以乾隆-嘉庆年间为核心）

1. 采参环节：“票控+官督民采”

- 每年春季，吉林、盛京官参局按预估参源印发固定数量“参票”，按八旗编制分配给刨夫，一票对应一人（或限定四人结伴），明确采参区域与期限（通常3-6个月，四月底进山、深秋出山）。

- 刨夫领票前需向官参局缴纳“参金”（保证金），承诺采参后按定额上缴官参，剩余部分（余参）需合规处置并缴纳税费。

- 官参局派遣“山场章京”驻山监督，严查无票私采、越界采参、夹带“黑人”（超编劳力）等行为，但若官员受贿则会默许违规。

2. 培育环节：“应急养护+严禁私种”

- 刨夫采得细小参苗或夏季湿热无法即时蒸制的人参时，会在山中搭建“秧子房”，将参苗栽入土池养护，白日遮布避雨、夜间露养，待一两年后起出加工。

- 制度明确禁止人工栽种秧参，乾隆四十二年定例，种植、贩卖秧参者按情节轻重判杖徒或杖流之刑，视为与偷采人参同罪。

- 后期参源枯竭，刨夫为完成定额被迫依赖秧参，部分官员默许甚至纵容，形成规模化违规培育链条。

3. 上缴环节：“定额征收+分级验收”

- 采参期结束后，刨夫需按规定定额向官参局缴参（如打牲乌拉每丁每年需缴参定额曾达3000两），不足额需按每两五十两白银折银补缴，无力缴纳则由保人赔付。

- 官参局对上缴人参分级定价，挑出上等品作为官参，统一解交内务府，供皇室配药、滋补或赏赐王公重臣。

- 验收环节本应甄别山参与秧参，但后期官员串通舞弊，大量秧参被混入官参中上缴，成为参案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4. 余参处置环节：“官管交易+参余银征收”

- 刨夫缴足定额官参后，剩余的“余参”早期可自行售卖，后改为由官参局统一售予指定商人，严禁商人跨区贩参，余参解京前需加盖官印封存。

- 余参交易需缴纳“参余银”，本用于填补未进山刨夫的缺参损失，原按人参品级定不同征收标准，每年可收三四万两。

- 吉林将军秀林任职时打破品级差异，统一按十六两白银征收参余银，借此侵吞差价，成为核心舞弊手段之一。

5. 核算环节：“专管记账+逐级上报”

- 官参局的参金、参余银、商帮银等款项，由掌管关防的协领和书吏专管核算，登记收支明细后逐级上报至将军府，再汇总移交户部。

- 账目管理缺乏交叉监督，官员常篡改账目，如萨音保等人曾捏造刨夫欠款五千余两，掩盖侵吞参余银的罪行。

- 基层书吏也参与舞弊，如吉林官参局书吏沈志桂曾收受商人1900两白银，与官员瓜分后篡改账目规避追查。

6. 监管与惩处环节：“多线巡查+严刑问责”

- 实行“山场章京+稽查兵丁+钦差巡查”多线监管，春秋二季提前开展巡缉，严查私采、私种、私贩等违规行为。

- 针对违规行为制定严刑：越界偷采者人畜入官，为首者可处死刑；私种秧参、包庇舞弊的官员，按贪腐、失察罪从重治罪。

- 实际执行中监管松弛，官员受贿串通、集体舞弊成为常态，直到内务府验参发现大量秧参，整套违规链条才被彻底揭露。

附件2：

涉案人物处理结果：

1、秀林，曾任吉林将军、吏部尚书，主导参务舞弊，统一按固定标准征收参余银私吞差价，累计侵吞参余银超三万两；默许并纵容秧参种植以掩盖参源枯竭，上交官参大量掺杂秧参；借招待钦差名义敛财，还优待获罪废员结党营私，原定斩立决，后嘉庆帝因其一罪未勒索百姓，改赐自尽，追缴其全部赃款。

2、富俊，盛京将军，盛京参务舞弊案发后，对下属扎布扎那的贪污行为失察，且在扎布扎那被押审时未严加看管，导致其畏罪自杀，致使案件关键线索中断，革除官职，发往吉林充军效力。

3、扎布扎那，盛京官参局相关官员，主导盛京地区私种秧参舞弊，勾结下属官员受贿，还以关帝庙布施为名向刨夫摊派钱财，被解任押审期间畏罪自杀，其涉案赃款被尽数追缴。

4、伊冲阿，盛京副都统，对盛京地区参务舞弊案存在失职，未能及时察觉并制止下属违规行为，监管流于形式，罪责较富俊轻微，降职为宗人府笔帖式。

5、萨音保，吉林官参局协领，伙同钱保等人从嘉庆十四年参余银中侵吞25800余两，还捏造刨夫欠款以掩盖贪污事实；另私自凑集商帮银1500两赠予他人，滥用参务公款，判处重刑，追缴全部侵吞赃款，相关官职尽数革除。

6、钱保，吉林官参局官员，作为萨音保同党，共同参与参余银贪污、捏造刨夫欠款等舞弊行为，是参务贪腐产业链的核心执行者之一，与萨音保同罪论处，革职后流放边疆，追缴非法所得。

7、青山，吉林官参局关防协领，虽自身未参与参余银瓜分，但秀林曾叮嘱其多收参余银及商帮银两时，其未阻止也未上报，存在严重失察及纵容失职，革除现有官职，按渎职罪论处，降为普通兵丁。

8、沈志桂，吉林官参局书吏，嘉庆九年、十年间收受商人1900两白银，并与参局其他官员瓜分，属于基层参务系统舞弊的关键执行者，判处杖刑并流放，追缴其受贿赃银。

9、绷武布、巴宁阿、庆杰，获罪废员，本应承担苦差，却接受秀林以贪腐所得银两拉拢，成为秀林结党营私的助力，取消原有减刑及赦免资格，加重流放刑罚，押往偏远地区服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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