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孤身赴险

1950年的春天，潮湿的海风吹不散笼罩在台湾岛上的血腥味。

三个月前，那场代号“春雷”的行动戛然而止，惊蛰未到，却已是遍地寒霜。

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的叛变，像一柄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了这条隐蔽战线的大动脉上。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席卷全岛的白色恐怖，一场由蒋介石亲自掀起的“肃谍”狂潮。

1100多个名字，从“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到最普通的情报员，一夜之间从潜伏的暗影中被揪出，中共在台湾苦心经营多年的地下情报网，几乎被连根拔起，土崩瓦解。

台湾，成了一座真正的“情报禁区”。

新成立的“党政军联战反谍体制”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铁网，罩在岛上，任何一个新面孔，任何一句可疑的话，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就在这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刻，香港的一处码头仓库里，灯光昏暗，只照亮了空气中漂浮的尘埃。

徐会之静静地站着，他身上那件半旧的中山装，熨烫得一丝不苟，领口的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一如他此刻的心情。

他刚过知天命之年，但岁月似乎格外眷顾他，面容清癯，眼神锐利，只是两鬓的微霜，泄露了他经历过的风雨。

他对面的人，代号“长江”，是他在大陆的唯一上线。

“老徐，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

“长江”的声音沙哑，像被砂纸打磨过，“岛内我们的同志，能联系上的，已经不到一掌之数。蔡孝乾知道的太多，现在整个岛就是个大筛子，保密局的人拿着名单挨个过，挨个查。”

“长江”从怀中摸出一个用绒布包裹的小物件，小心翼翼地展开。

灯光下，一枚断裂的黄埔一期纪念章静静地躺着，断口参差不齐，像一道狰狞的伤疤。

“这是信物，”

他将半枚纪念章推到徐会之面前，“岛上还有一位同志，代号‘礁石’，他手里有另外半枚。只有他能帮你。但是，蔡孝乾的叛变是链式反应，现在岛内人人自危，我甚至不能保证‘礁石’是否还安全。你此行，是九死一生。”

徐会之拿起那半枚冰冷的金属，指尖摩挲着上面“陆军军官学校”的字样，思绪仿佛回到了二十六年前那个燥热的广州。

“长江”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道：“你的任务有两个。首要的，也是最凶险的，是策反国军高层。蒋介石败退台湾，军心不稳，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其次，如果有可能，在废墟之上，把我们的情报网重新拉起来，恢复和大陆的联系。”

“从现在起，‘长江’不再是我的代号，而是你的代号。这个代号，将是你唯一的依靠。”

徐会之将那半枚纪念章紧紧攥在手心，他没有说话，只是郑重地点了点头。

千言万语，都化作了这个沉重的动作。

深夜，一艘名为“海安号”的货轮，像一头沉默的巨兽，驶向那座被迷雾笼罩的危岛。

徐会之站在甲板上，海风吹得他的衣角猎猎作响。

国民党陆军中将，黄埔一期毕业生，汉口末任市长……这些显赫的身份，是他最好的伪装，却也像一道道枷锁，让他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聚光灯下。

他知道，从踏上台湾土地的那一刻起，他将不再是他自己，他将是“长江”，一条孤身潜入龙潭的江流，要么冲开堤坝，要么，被彻底吞噬。

他身后，是生养他的大陆；他眼前，是深不可测的龙潭虎穴。

九死一生？

或许，连那一线生机，都得靠自己从阎王手里抢回来。

02 黄埔往事

船舱里，随着波涛轻轻摇晃。

徐会之闭上眼，咸腥的海风似乎将时光拉回到了1924年的夏天。

那时的他，还是个二十出头的湖北伢子，满腔热血，一纸湖北甲种工业学校的文凭揣在怀里，就敢跟着闹京汉铁路大罢工。

也是在那时，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第一次照亮了他的眼睛。后来，他以一手好文章和过人的胆识，考入了那所日后将星云集的黄埔军校，成了第一期学员。

操场上，汗水浸湿了灰布军装。他和陈赓称兄道弟，也和胡宗南激辩过“革命的真谛”。

他骨子里那股黄冈人特有的犟劲和正义感，在黄埔这口大熔炉里，被淬炼得愈发锋利。

当看到一批备取生因名额问题即将被拒之门外时，他按捺不住了。

他联合了许继慎、韩浚，三个愣头青，联名给孙中山先生写了一封请愿信。

那封信写得情真意切，又据理力争。

没人想到，这石破天惊的一举，竟真的促成了所有备取生的全部录取。

从那时起，“徐会之”这个名字，就在黄埔一期里传开了。

人们说，这个徐会之，有胆有识，是个天生的组织者。

也正是在这片革命的热土上，经由董必武、陈潭秋两位引路人的秘密介绍，他对着一面红色的旗帜，举起了右拳。

从此，他有了一个不能宣之于口的身份，一个将贯穿他一生的信仰。

然而，好景不长。

1926年，“中山舰事件”的阴云笼罩广州，蒋介石露出獠牙，悍然解散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

徐会之作为骨干，被迫离开第一军，远赴天津，拉起了一面新的旗帜——“黄埔革命同学会华北分会”。

他成了会长，站在风口浪尖，公开撰文，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径。

这无异于以卵击石。

国民党当局的震怒接踵而至，他被迅速列入了“重点监视名单”。

1931年，因叛徒出卖，他与邓演达一同在上海被捕。

蒋介石亲自审问他，惜其才华，并未立即处决，但那份“黑名单”上的名字，却再也抹不掉了。

这段反蒋的历史，成了他档案里一处永远“解释不清”的污点，也成了他日后潜伏的绝佳掩护。

更吊诡的是，这也成了他踏上台湾后，保密局特务们首先盯上他的理由。

命运的伏笔，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埋下。

全面抗战爆发，国难当头。

徐会之表面归附，在国民党军中任职，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使命。

在第五战区、第四战区担任政治部主任，他成了国共合作最积极的推动者。

在保定行营，他周旋于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之间，舌灿莲花，硬是促成了各派系与初来乍到的八路军协同作战。

平型关一战，举国振奋。

他立刻在《中国军人》月刊上发表文章，盛赞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毫不避讳地号召友军“放下身段，虚心学习”。

在第五战区，他力排众议，重用安徽大学的詹云青等一大批进步教授。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他大笔一挥，直接将汉口日租界最繁华地段的大石洋行，划拨给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那里，很快成了中共中央长江局最隐蔽、最重要的指挥中心。

他还曾用九天九夜，不眠不休，写就一本《民众训练须知》，洋洋洒洒十余万字，成了全民抗战的纲领性文件。

在庐山暑期训练团，他亲自授课，台下坐着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军官，他播下的，是抗日的火种。

1945年，抗战胜利。

徐会之出任汉口特别市市长。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在他手中开始了新生。

他主持制定《新汉口市政建设计划大纲》，雷厉风行地推动交通、教育、卫生改革。

同时，他以惊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妥善安置了两万多名日本侨民，赢得了包括对手在内的广泛赞誉。

但没人知道，这位市民眼中勤勉能干的市长，他的办公室，在深夜会变成中共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

地下党负责人曾惇、程维黄，是这里的常客。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据国民党情报机构后来解密的档案显示，徐会之以“市政重建”为名，设立的三十七个“市政工程办公室”，遍布武汉三镇，实际上，它们是中共的地下电台和秘密印刷所。

有的办公室地下，甚至预留了直通城外的秘密通道，只待解放大军兵临城下。

1949年，解放大西南的关键时刻，徐会之亲赴重庆，凭借他在黄埔同学和旧部中的巨大威望，与程维黄通力合作，成功策动国民党三个军、近八万官兵阵前起义。

这一奇功，为大西南的和平解放，落下了最重要的一颗棋子。

文能著书立说，武能策动千军。政能治理一方，谍能暗度陈仓。

这就是徐会之。

一个全能的战士，一个坚定的信徒。

他过往的所有荣耀，既是他能力的证明，也是他信仰的勋章。

然而此刻，当“海安号”的汽笛划破黎明前的黑暗，缓缓靠向基隆港时，他知道，这些勋章，即将变成悬在他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将他刺得粉身碎骨。

03 步步惊心

台湾的空气，比想象中更加压抑。

徐会之住进了台北一处临时安排的寓所，这里曾是某个败退来台的富商的房产，如今人去楼空，只剩下满屋的寂静。

他没有急于行动，而是像一头耐心的猎豹，先熟悉自己的猎场。

他的首要目标，是彭孟缉。

这个名字，在当时的台湾，几乎无人不晓。

黄埔五期毕业，蒋介石的绝对心腹，时任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手握全岛的治安与军事戒严大权，人称“台湾屠夫”。

策反他，无异于虎口拔牙。

但徐会之有他的优势。他们是湖北同乡，又是黄埔前后期的学长学弟。

这层关系，在等级森严的国民党军中，是一块极有分量的敲门砖。

第一次见面，是在彭孟缉守备森严的官邸。

徐会之绝口不提“策反”二字，只是追忆黄埔往事，感叹时局多艰，言语间充满了对“党国前途”的忧虑。

彭孟缉表面上恭恭敬敬，一口一个“学长”，但那双藏在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却始终闪烁着警惕的光。

第二次密谈，徐会之开始旁敲侧击，分析朝鲜战局，暗示美军并非可靠的靠山，言下之意，困守孤岛，终非长久之计。

彭孟缉脸上的笑容少了，话也少了，只是不停地喝茶。

第三次，徐会之决定摊开一部分底牌。

他谈到了傅作义的北平模式，谈到了“识时务者为俊杰”，暗示彭孟缉若能效仿，不仅能保全自身，更能为历史立一大功。

彭孟缉始终没有松口，只是敷衍地说“学长所言，关系重大，容我三思。”

然而，徐会之敏锐地感觉到，杀机已至。

那天，他走出彭孟缉的官邸，坐上黄包车，在拐过一个街角时，他从车夫身后微微侧头，眼角的余光瞥见一辆黑色的福特轿车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车窗摇下一半，里面坐着两个戴着墨镜的男人，是保密局特务的典型打扮。

他心中一沉。

彭孟缉，果然把他卖了。

回到住处，他反锁上门，没有开灯。

在黑暗中，他摸出火柴盒，抽出五根火柴，在门口的石头上摆出了一个“V”字形。

这是他与上线约定的最高级别紧急信号，意味着他已暴露，处境极度危险。

那一夜，他彻夜未眠。

第二天傍晚，一个卖报的孩童在他门口吆喝，他买了一份报纸。

回到屋里展开，一张小小的香烟纸从报纸夹缝中飘落。

他捡起来，上面只有五个用铅笔写的小字：“网已破，速决断。”

字迹潦草，力透纸背。

徐会之瞬间明白了。

蔡孝乾叛变造成的破坏，比他想象的还要深。

所谓的“礁石”，所谓的接应力量，要么已经牺牲，要么已经自顾不暇。

这张纸条，是同志用生命换来的最后一声警报。

他，已经是一支彻头彻尾的孤军。

双重危机，如同两面收紧的墙壁，正向他挤压而来。

一边，是彭孟缉主动告密，他已经被列入了“异动分子名单”，随时可能被请去“喝茶”。

另一边，保密局的特务们，正根据蔡孝乾吐出的情报，进行“逆向追踪”，他这个1949年后身份“模糊”、突然赴台的前汉口市长、陆军中将，早已是他们重点怀疑的目标。

天罗地网，已然布下。

逃跑？无异于自投罗网。

坐以待毙？那是懦夫所为。

在死寂的房间里，徐会之站了很久。

窗外，夜色渐浓，远处传来几声犬吠，更显得四周一片死寂。

他看着桌上那张写着“速决断”的纸条，眼中闪过一丝决绝的光芒。

既然退无可退，那就向死而生。

既然潜伏的暗战已经无法继续，那就索性掀了棋盘，把这场牌局，打成一场他来制定规则的阳谋！

一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计划，在他脑中迅速成型。

1950年6月，在被捕的前夕，徐会之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包括他的敌人和后世的研究者都为之震惊的决定。

他亲自撰写了一份数千字的“自首报告”，通过黄埔一期的老同学、时任“国防部次长”的袁守谦，递交到了国民党最高当局。

他要“自首”。

他要主动走进这个旋涡的中心，用自己做饵，将这场被动的追捕，变成一场主动的博弈。

他要用一份“自首书”，写成一封让整个台湾高层都为之震动的“宣战书”！

04 自首阳谋

这份名为《徐会之悔过自新报告》的文件，很快被呈送到了士林官邸，摆在了蒋介石的案头。

从后世解密的档案和无数历史学家的研究来看，这份报告，堪称中共情报史上最顶级的“阳谋”杰作。

它表面上是一封贪生怕死的降书，字里行间却埋藏着五重杀机，每一招都精准地打在国民党当局的软肋上。

第一重杀招：情报验证。

报告中，徐会之“坦白”了他在1948年任汉口市长期间，如何利用职权，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部署图，通过秘密渠道交换给中共地下党的全过程。

他描述得极为详尽，包括具体的部队番号、布防时间、火力配置，甚至连当时某位军长私吞军饷的细节都一并“供出”。

这看似是彻底的背叛，实则是石破天惊的一步险棋。

蒋介石看到此处，果然起了疑心。

他立刻召集“国防部”的参谋，核对战史档案。

几天后，结论呈上。台湾“国史馆”后来解密的档案中，可以看到蒋介石在这段报告的页边，用红笔亲手批注了十个字：“此节所述，与本部战史记载吻合。”

他没有意识到，当他写下这几个字时，徐会之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他利用敌人的情报核查机制，反向为大陆传递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反馈——此前通过他这条线送出的情报，准确无误，已全部被敌人证实！

第二重杀招：阳谋离间。

报告中，徐会之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他与彭孟缉的三次会面。

他刻意夸大了彭孟缉在谈话中的动摇和犹豫，甚至虚构了一些彭孟缉“心向故土”、“对委员长偏安一隅颇有微词”的言论。

这招狠辣至极，是根本破不掉的“阳谋”。

因为无论彭孟缉如何辩解，都无法洗清“与匪谍密谈”的嫌疑。

对于生性多疑的蒋介石而言，忠诚是不允许被考验的。

一个心腹重臣，竟然与一个背景复杂的“共谍嫌犯”三次密谈，这本身就是不可饶恕的。

果不其然，这份报告成了压垮彭孟缉政治前途的最后一根稻草。

档案显示，在徐会之被捕后的短短三个月内，这位手握重权的保安副司令，被迅速调离实权岗位，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虚职，

从此被束之高阁。

徐会之一纸降书，兵不血刃，就废掉了敌人的一员心腹大将。

第三重杀招：信息迷雾。

徐会之在报告中，采取了“选择性供认”的策略。

他“交代”了三个他发展的下线：空军通信大队的一名王姓中校、澎湖防卫司令部的一名李姓上校，以及联勤总部运输处的一名陈姓少校。

这三个人，确实存在，也确实是他的下线。

但关键在于，他们早已完成了情报传递任务，属于已经“沉寂”的棋子。

更绝的是，徐会之在供词中，故意混淆了三人的具体职务和行动细节。

比如，他将李姓上校传递澎湖布防图的时间，从真实的1950年4月，故意说成是6月。

这一手，直接让负责审讯的保密局特务陷入了信息的泥潭。

他们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核实这些半真半假的情报，结果处处碰壁，不仅延误了宝贵的侦破时间，更让他们对自身的情报判断能力产生了怀疑。

而徐会之，则用这三个次要线索的“牺牲”，成功保护了更多仍在活动的同志。

第四重杀招：声东击西。

报告中，徐会之故意将自己开始策反彭孟缉的时间，从真实的4月份，提前到了1950年3月。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时间改动，却是一步妙棋。

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因蔡孝乾的叛变而疯狂搜捕。

徐会之的这份供词，立刻将特务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了“3月前后赴台的所有可疑人员”身上。一场更大规模、更无头绪的大排查开始了，整个情报系统被搅得人仰马翻。

而真正利用4、5月份时间差传递关键军事情报的地下交通线，则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获得了宝贵的黄金转移时间，安然完成了任务。

第五重杀招：虚构核心。

这是整份报告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笔。

徐会之在报告末尾，虚构了一个名为“长江7号”的核心情报小组。

他声称，自己只是这个小组的外围成员，而真正的核心成员，早已渗透进台湾陆海空三军的各个要塞，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这个“长江7号”，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国民党高层炸响。

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核心组织”，远比一个被捕的徐会之更让蒋介石恐惧。

他立刻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挖出“长江7号”。

保密局为此投入了海量的侦察资源，在全岛范围内捕风捉影，制造了无数冤案，却始终一无所获。

他们到死都不会明白，所谓的“长江7号”，根本就不存在。

真正的“长江”，就是徐会之本人。

他用一个虚构的代号，成功将敌人的所有注意力从分散的、真实的基层情报员身上，转移到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幻影之上，为整个地下组织的保全，筑起了一道最坚固的防火墙。

一纸降书，五重杀机，环环相扣。

看似自白，实为进攻；看似求饶，实为陷阱。

徐会之，以自身为棋，将文字的博弈玩到了极致，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降维打击。

他利用了蒋介石的多疑，利用了国民党内部僵化的官僚体制，以一人之力，成功搅动了整个台湾高层的浑水。

05 英雄末路

1950年6月，随着“自首报告”的递交，徐会之正式被捕。

他被关进了台北延平南路保密局看守所，那个让人闻之色变的人间地狱，囚室编号：11号。

审讯开始了。

特务们原以为，一个主动“自首”的人，会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吐出所有秘密。

但他们想错了。

面对审讯，徐会之只重复一句话：“报告里写得很清楚，我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一时糊涂，误入歧途，但我从未通共。”

酷刑接踵而至。

“披麻戴孝”，用浸透盐水的鞭子抽打后背，直到皮开肉绽，再撒上一层盐；

“坐老虎凳”，将砖头一块块垫在脚下，直到膝盖骨碎裂的声音在审讯室里响起。

血肉模糊的徐会之，始终没有吐露半个报告之外的字。

他的钢铁意志，让主审官都感到不寒而栗。

据台湾“国史馆”解密的《徐会之案审讯记录》显示，已经调任虚职、却仍被指派参与主审的彭孟缉，在第十七次审讯后，曾在卷宗上写下一段批注：“该犯对军事部署之熟悉程度，远超一般情报人员，其‘自首’动机，殊为可疑。”

为了瓦解他的意志，特务们将他转押至青岛东路军法局看守所，并将他与另一位特殊的囚犯关在了一起——黄埔一期同学，陆军中将李玉堂。

他们以为，同学相见，可以动之以情，撬开徐会之的嘴。

他们又一次失算了。

这反而为徐会之打开了一条新的情报通道。

在阴暗潮湿的囚室里，两人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

但当熟悉的《黄埔军歌》旋律，以哼唱的方式在牢房里响起时，一切尽在不言中。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一个起调，另一个便接上，用约定的节拍变化，传递着外人无法破译的信息。

“基隆，东北角，海岸炮，三门……”

在放风的间隙，徐会之借着咳嗽，用最低沉的声音，将他早已熟记于心的台湾海岸炮位坐标，逐字逐句地口述给李玉堂。

李玉堂则利用家人探视的机会，通过送饭的伙夫，将这些用暗语写成的信息，艰难地传递了出去。

李玉堂在后来留下的绝笔信中，印证了这段经历：“与徐兄同囚百日，始知党国大厦已倾，非战之罪也。”

1951年1月3日，在又一次酷刑之后，被拖回囚室的徐会之，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咬破指尖，在斑驳的墙壁上，用力刻下了七个血字：“非我负国，国负我。”

字迹歪斜，却力透墙壁。这是他无声的呐喊，也是他最后的控诉。

随后，他被单独关押，与外界彻底隔绝。

徐会之的“自首”策略，在法律层面一度取得了成功。

1950年10月，台湾军法局首次开庭审理此案。

因为有“自首”情节，加上徐会之在庭上对答如流，逻辑严密，法庭仅用了三天时间，就完成了举证和辩论，最终依据《惩治叛乱条例》，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

然而，这份判决书，很快就被蒋介石亲手驳回。

在他看来，一个如此熟悉军方机密、策反能力如此之强的“共谍”，仅仅判五年，简直是纵虎归山。他在判决书上用红笔写下批注：“此判过轻，着再查。”

这道谕令，宣告了法律程序的死亡。

军法局不敢违逆，重新审理，将刑期改判为十五年。

但这份新的判决呈上去后，蒋介石依旧不满意。

他再次批示：“徐会之对军事部署之熟悉远超一般情报人员，其罪当诛。”

这种将专业能力等同于犯罪证据的逻辑，彻底撕下了“司法审判”的伪装，露出了“政治清洗”的狰狞面目。

1951年8月，蒋介石等得不耐烦了。

他干脆越过了整个军法系统，直接下令“国防部”成立特别调查组，唯一的任务，就是为徐会之罗织死罪。

调查组很快炮制出了一份《徐会之通匪事实调查报告》，将其在汉口市长任内的一切正常政务，如兴修水利、安置流民，全都歪曲为“预谋叛乱”、“协助共军接管城市”的证据。

1951年11月13日，当这份秉承其旨意的最终签呈，摆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时，他不再犹豫，提起笔，在“拟处死刑”的结论下，写下了五个字：“应即枪决也。”

末了，还觉得不解气，又特别注明了四个字：“死要见尸。”

徐会之纵有通天之智，也难敌这独夫的裁决。

他的“阳谋”，在绝对的权力面前，终究走向了悲壮的结局。

行刑的日子，定在1951年11月18日。

行刑前夜，台北的冬雨下个不停。

在死囚牢里，徐会之异常平静。他向看守索要了纸和笔，说要画几笔画，以作留念。

在昏黄的灯光下，他铺开纸，画下的却不是山水，而是一幅精准无比的台湾海岸炮位坐标图。

这是他脑海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份情报。

画完，他久久凝视着图纸，然后，他做出了一个让看守毛骨悚然的举动——他将那支铅笔的笔芯，一寸寸地折断，放进嘴里，和着水，嚼碎了，咽了下去。

他要将最后的秘密，带进坟墓，不给敌人留下任何线索。

第二天清晨，他被带往马场町刑场。临刑前，他向行刑官提出了最后三个要求。

第一，行刑后，将他面朝北方安葬。他说：“我要看着汉口的方向。”

第二，请保留他身上的军装。他说：“这是我作为军人的尊严。”

第三，允许他唱一首歌。他没有唱悲壮的《国际歌》，也没有唱激昂的《黄埔军校校歌》，而是用沙哑的嗓音，轻轻哼唱起了家乡的民谣：“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

歌声在清晨的冷风中飘散，苍凉而悠远。

枪声响起，这位满腹经纶、智勇双全的黄埔骄子，这位在隐蔽战线上创造了无数奇迹的“长江”，轰然倒下。

他的生命，定格在了五十二岁。

06 长江永记英雄名

徐会之牺牲后，他的遗体被草草掩埋在台北近郊的一处荒山之中，没有墓碑，没有姓名。

在漫长的岁月里，他的名字和事迹，一同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

然而，真正的英雄，不会被遗忘。

时间来到1985年。

经过国家民政部、安全部的长期调查和严格审查，徐会之的真实身份和他那段惊心动魄的潜伏历史，终于被完全确认。

国家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并高度评价了他在隐蔽战线上的杰出贡献。

1996年，在两岸关系稍显缓和的背景下，徐会之的家属，经过无数次的申请和辗转努力，终于将英雄的遗骸，从那片孤寂的荒山中迎回了祖国大陆。

忠魂归来。

当年，董必武在听闻徐会之牺牲的噩耗后，曾痛心地说：“他是中共谍王，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台湾朋友。”

而徐会之自己，在牺牲前，曾在给儿子徐光武的遗书中写道：“我的名字，或许会被历史掩埋，但长江不会忘记，那些为两岸统一而流淌的鲜血。”

他的儿子徐光武，一生牢记着父亲最后的嘱托。

在后来的采访中，他平静地回忆道：“父亲留给我的，其实只有两句话——‘永远跟党走’，和‘不要给组织添麻烦’。”

这朴实无华的两句话，却是一个革命者最深沉的家国情怀和最纯粹的党性修养。

今天，在湖北的青山绿水间，徐会之烈士静静地安息着。墓碑上，镌刻着他传奇的一生。滔滔的长江水，日夜奔流不息，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不朽的故事。

故事里，有一个代号叫“长江”的英雄，他曾孤身一人，潜入龙潭，用智慧和生命，在最黑暗的年代，为我们点亮了一盏不灭的灯。

长江，没有忘记。

历史，没有忘记。

我们，更不应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