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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橘子

编辑|橘子

《——【·前言·】——》

一纸税令，可能使一亩良田被剥夺；一次征收，可能把每家每户的余粮一点点削去。

民国时代，地方政府税捐横行，众声称“刮地三尺”“雁过留毛”。这些口号背后，是怎样的现实？

民国税捐与地方财政的扭曲

辛亥革命后，新政府延续旧制中许多税目，但尝试在财政制度上进行变革。中央与地方间分税制尚未成型，地方财政缺口巨大，因而不得不仰赖各类杂税、摊派、代征等手段填补。

中央政府在1928年召开财政会议，决定将“盐税、关税、烟酒税、印花税、厘金”等列为中央国税，尝试废除诸如过境税、地方釐金。地方政府按此制度应失去部分收入基点。可在现实中，许多省市并未真正撤销这些旧税，而是改名或扩大征收。

釐金即是典型税种。晚清时期，商业徵釐制度已广泛存在，民国时期部分地方仍沿用，有些商业活动要缴“席卡釐金”“通行釐金”等费率。虽然1928年国府尝试废釐，但在许多边疆、交通要道、商贩集散地等地，釐金或其替代征收项目仍继续。

地方县市财政并非仅靠正规税收。日常行政经费、乡镇建造、驿道维护、警防支出、地方债务利息等，都必须靠地方摊派。基层乡、村常被下达“补缺额”“补课任务”“灾荒捐”“乡道修建费”“水利修筑费”等。很多账本显示，地方预算常常“开支高于收入”，于是必然向民间“借税”——即超预算加征。

有档案资料记载，某县在农作年成欠佳时，仍硬性征收“旱涝补税”“折价粮捐”“滞纳罚款”等。若农户实在无钱缴纳，可能被扣耕具、牲畜，甚至征用劳役折抵。地方志中可见“某年亩税不敷额外费用，补交‘灾荒捐’”字样。

税务部门和乡级行政负责人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拥有较高自由裁量权。税吏可以把边角地、小沟渠、排水沟、道路边地、村屋空地等划为“含税地”。哪怕那块地未种植，也可能被列入税率计算。这样的操作正是“刮地三尺”口号的制度映射。

再看“雁过留毛”的意象。在集贸、关卡、运输路段，一货物、车马、商贩都可能被抽一笔“通行费”“搬运费”“过路费”“码头费”——哪怕流经途中、极少盈利，也可能被收取。某些档案中有“每车米运到市区，还要缴码头堆场费”“过闸口收费”“检验收费”等项目。即便商品价值微薄，也被抽取。

在一些地方志和请愿书中，有农户控诉：税项太多，账外收费无数。哪年粮食歉收，明明种植面积少，却被征“荒年补捐”；哪年旱灾，数月粮荒，也要交“救荒捐”；哪年桥梁修建，乡道工程捐摊派也落到村户头上。这些零碎加征、补课项目、罚没征用交织，便构成那种“被征刮尽”的税务体验。

制度上的扭曲与地方财政压力结合，使得苛捐杂税成为常态：正税之外的加费、摊派、捐赠、罚款、代征项目比比皆是。正因为这些附加项目分散在条目之中，监督极难，原本的税收负担在普通农户眼中变得无处可逃。

地方税捐的极端演变

闽南地区的军阀张贞在漳州持权期间，是苛捐杂税激进实践者之一。当年他控制漳州、泉州、永春等县市，他所辖防区财政入不敷出，国家拨款有限，军费开支大，遂自设名目向民间征收30余种税捐：烟苗捐、田亩捐、花妓捐、赌博捐、防务捐、飞机捐等。这些项目原本不在正规税目录中，却被强行列入。几乎每个小商、小农、小手工业者都不可能逃过这种卷挟。

张贞所在地区被传“张毅换张贞，捐税加二升”的民谣，反映的是税捐在其统治下几近翻倍、剥削深入的状况。地方文献中还记：当年他在某县镇压减租减息运动时，逮捕大批农会成员。有农民在请愿书上写：本年麦收刚够口粮，税捐负担却重于平日四五倍。镇压结束后，地方病症叠加，社会怨声沸腾。

张贞之例是极端案例，但在地方志及地方档案中，此类个案并非孤立。有省志县志会记载某年大水灾后，县政府仍征收原税额不减，甚至加征“赎丁费”“赎粮费”。

在四川、云南、贵州等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监督松散，更容易出现“荒年补捐”“税物征用”“折价征税”等。地方志《四川省志·大事纪述》就列出部分岁月中地方粮食征收、救荒捐款、修桥补路摊派项目在数个县市的年度变动。

小山城的抗“飞机捐”、张贞统辖下的暴税

在漳浦的一个小山城，民众历来对苛捐杂税抱怨颇多。民国二十一年初，当地政府发出“飞机捐”征收令。这一捐款在当时为非常规项目：名义是为国防、飞机维修或航空补给拨款。农户不论贫富，皆被列入缴纳名单。缴不起者，可能被没收粮豆或徭役替代。

张贞统治漳州期间，其辖区征捐种类多达三十余种，此为公认事实。他不仅征“烟苗捐”“田亩捐”，还征“花妓捐”“赌博捐”“防务捐”“飞机捐”等项目。地方志里有民谣：“张毅换张贞，捐税加二升”——意指张贞上台后税捐猛涨。许多县市在他的统治下成为捐税高压区。

在张贞控制区，若农户未注册烟苗种植，就要缴“烟苗空田捐”；若未参与赌博或妓院，则被计“潜在赌妓捐”；若行经其辖区商道，则被征“商道通行费”；若开小商店、作坊，也需缴“营业捐”“印花税”“尺头杂税”等。凡属货物运输、仓储、搬运、堆场、检验、许可、牌照，多为他设立名目。市井、田野、船舶、工商、运输，处处有税点。

张贞统治下还自设“民兴银行”，自印钞票，为其财政提供流动资金补贴。他擅印银票、钞票以对冲财政赤字，据地方志、传记记载，这在其统治区内流通。民众苦不堪言，却无处申诉。

那段年代，有县志记载：某年粮食歉收，农户年终只能留下口粮，却被征收补捐、滞纳金、罚款、灾荒捐数项，最终剩余几无。还有地方志记载：农户被迫将耕具、炊具、牛匹、纺织品等物纳为税物，用于折价抵税。这种连农具都被纳入征税范畴的情形，哪怕极端，也在一些边远区域存在。

张贞辖区抗捐案并非只有飞机捐那一例。史志还提及，若干沿海县市被征“盐捐”“码头捐”“船舶通航费”“港口杂税”“货物过境捐”等。商贾、渔民、小舢舨船户都不放过。哪怕渔获微少，也可能被扣留收费，或征“渔捐”“海上税”。

在张贞统辖区内，税吏巡查频繁。每年春耕前后、秋收之后，税吏下村搜田，查边界、测边界、量田亩。有时随队检查者还有保安队、武装兵士，农户见官吏至，须召前缴款，不缴则难以耕种。很多农户不得不割出一部分田给税吏，或缴纳部分粮米。

这类实践背后是财政压力。张贞部队开支大、经费不足，军费开销远远超出中央拨款。他需要靠地面收入弥补。若仅靠正规田赋远不够，他便靠巧立捐税名目填坑。在那种体制结构里，地方统治者有较大税捐自由裁量权。

税制改革与监督尝试

面对地方财政漫天税捐恶化，中央政府也曾尝试整治。1934年6月，财政部设立“整理地方捐税委员会”，旨在清理苛捐杂税、统一税制、减轻民众负担。此后至 1941 年，该机构演变为“自治财政督导委员会”。但其实际效能受限于地方权力结构、财政缺口和监督薄弱。

在整理委员会推行期间，某些省份确有撤销或合并部分名目税捐。若干县市停止征收“新婚捐”“契证捐”等边缘项目。财政报告有时将“年内清理减免捐税若干项”列入预算调整栏。

但由于中央拨款有限，地方政府仍然要面对军警、建设、赈灾、工资等开支压力。即使中央要求减捐，地方可能用“名目替换”“重新命名”“地方代征”方式规避。也有省政府授权县市自行保留一部分小额附加税。这种折中使改革常常形同虚设。

在部分地方志中，能见地方当局对某些捐税进行“清理”“废止”记载。某些县志写道：“□□年，经省督导，废去××捐费若干项，合并为统一税租”。这些削减在当地有短暂回响。但多年来，由于战乱、物价通胀、财政赤字扩大，这些减税往往只是暂停，或随岁月恢复。

监督机制几乎缺失。整理委员会对县级税务所、乡镇官吏的控制力非常有限。很多苛捐项目并不出现在官方“预算项”内，而存在于“乡课”“村课”“补款”“统筹”“临时费”“款项任务书”里，不在正式账册中公开。这些隐性项目难以审计、监督。

另一方面，地方精英、乡绅、税吏网络、乡村派系均可能受益于杂税额外收益。他们中的部分人可能就是捐税项目的推手、分摊者或抽头者。改革一旦触及这些利益，就容易遭到反对。整理委员会在改革中经常因地方阻力被迫妥协、放弃或回撤。

抗税、拒缴、流亡、请愿、农会运动在若干地区此起彼伏。比如上述漳浦“飞机捐”抗捐案，就是整理委员会推行阶段遭遇基层爆发的典型。地方红军根据地也利用抗捐作为革命号召，组织农民拒缴、退捐。在那些抗争中，税务制度的裂痕暴露无遗。

末年战乱频仍、财政崩溃，苛捐杂税倒流逆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及地方政府往往把“临时加征钱粮”“预借钱粮”“战时捐”“劳军捐”等列入账本。税捐种类数量再度倍增，有的县在1937年就征收数十种杂税。正税加附加、捐费、滞纳、罚款等合计，让民户很难辨别哪是正税哪是苛捐。这种混乱令“刮地三尺”“雁过留毛”的噩梦陪伴百姓走过抗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