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大乱

祖约在历阳兵败溃逃，建康台城已被勤王军掌控。苏逸、韩晃、苏硕等人困守石头城，深知若无法突破重围，即便城中粮草充足、城防坚固，最终也难逃陷落的命运。此时的扬州战局已对他们极为不利：张健退守曲阿，而他们自身则被困于石头城内。

为扭转颓势，苏逸等人决定破釜沉舟，率先向建康台城发动猛攻，纵火焚毁了太极殿东堂与秘阁。庐江太守毛宝率众坚守城头，挽弓射杀数十敌军。

韩晃在城下高声问道：“阁下便是毛庐江？”毛宝坦然应答。

韩晃继而挑衅：“素闻将军勇猛，何不出城一决高下？”

毛宝反唇相讥，语带讥讽：“将军亦以骁勇著称，为何不进城与我一战？”

韩晃闻言大笑，引兵退去。

时至二月，暴雨连日不绝，河水汹涌暴涨。台城遭苏逸部众围困，形势愈发危急，守将匡术不得不遣使向勤王军求援。

江州别驾罗洞向温峤进言：“如今水路难行，救援台城诸多不便。不如转攻榻杭，若破此地，匡术之围不战自解。”此计实为围魏救赵之策，实则是要勤王军直指石头城要害。

咸和四年（329年）二月十三日，勤王联军对据守石头城的苏峻残部发起总攻。竟陵太守李阳率部在城西查浦一带与苏逸军交战，初战失利，但建威长史滕含随即率领精锐部队侧翼突袭，大破追击中的苏逸军。

乱军之中，苏逸被将领李汤斩于车骑将军府（注：此据《晋书·苏峻传》，与《成帝本纪》所载其南逃被擒的说法存在出入）。

与此同时，温峤部猛攻敌营，苏峻之子苏硕亲率数百敢死队渡秦淮河反扑，终被全数歼灭。

主帅接连阵亡使得叛军顿时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此时建康城内正遭遇严重饥荒，米价飙升至万钱一斗，守将韩晃等人见大势已去，仓促决定弃城东奔曲阿张健部。

撤退令下，数万军民争相涌向狭窄的城门，引发惨烈踩踏事件，《晋书》记载自相践踏而死者逾万人。混乱中叛军竟无人顾及挟持年仅九岁的晋成帝司马衍，滕含部将曹据趁乱入宫，将小皇帝护送至温峤座舰。

群臣闻讯纷纷聚拢舰上，环跪幼帝痛哭请罪——这番场面既是对皇权的形式性效忠，更是做给实际掌控局面的陶侃、温峤等功臣观看的政治表演。

全程参与苏峻之乱始末的庾亮尤为惶恐：当初正是他力排众议征召苏峻入京，继而因指挥失当导致建康陷落、庾太后忧死、幼帝沦入叛军之手长达年余。

昔日权倾朝野的国舅此刻伏地叩首涕泣不止，深知不仅失去执政地位，更可能面临皇帝的追责与历史的审判。

晋成帝司马衍为表示对重臣的恩宠，特命庾亮等朝中重臣同坐于御榻之上。然而次日，庾亮以泥土涂首，入宫向皇帝请罪，恳请辞去官职，携全家隐居山林。

司马衍派遣尚书、侍中等近臣持手诏安抚，称：“此乃国家之难，非舅氏之过。”

面对皇帝略显疏淡的慰留，庾亮再度上书，以更深刻的自我检讨回应。他首先谦称自己本是“才疏学浅的平庸之人”，只因身为外戚方得高位。先帝病重时，他亲侍汤药，因而受遗诏辅政，亦是凭此特殊身份。

庾亮坦言，接任时已自知力不能及，之所以勉力承担，是因布衣之交尚能重托，何况自己与先帝既有“布衣般的情谊”，更有“君臣大义”，加之陛下年幼、太后临朝，自己以国舅之责“唯有奋力效忠，不敢迟疑”。随后，他进一步反省自己“才不堪任却居高位，知进不知退，恃宠而骄，日渐迷失”，终致“天下离心，非议四起”。

庾亮在奏疏中既表赤诚，又屡次暗示自身与皇帝的亲缘关系，继而直接承认苏峻之乱“因臣而起”，致使“宗庙倾颓、先帝忧崩、陛下废寝忘食、百姓肝脑涂地”，一切罪责皆归于己。

他痛陈：“纵使朝廷将臣千刀万剐，亦不足向列祖列宗谢罪；纵使臣身死族灭，亦难平四海之愤。”自称是古今最不忠不孝之臣，即便朝廷宽恕，亦“无颜立于人世”。

文末，庾亮决意“自弃于草野”，求皇帝允其远离朝堂，自生自灭。

庾亮这番看似真诚的自白，实则暗藏以退为进的算计。叛乱平定后，朝廷必将论功行罪，作为引发动荡的关键人物，庾亮难逃其责。他抢先认错，实为争取主动——若年幼的晋成帝司马衍予以宽恕，这道赦免诏书便成了他的护身符，让其他朝臣再难追究。

庾亮在奏疏中巧妙地将辅政责任推给先帝，仿佛自己是被迫承担重任，这自然能哄骗年仅十岁的司马衍。此刻的皇帝似乎已忘记，当初正是庾亮带兵直入宫禁，从宗室手中夺权的情形。

果然，司马衍完全落入圈套。他在诏书中将叛乱归咎于苏峻、祖约必然反叛的命运，称"今年不反，明年必反"，从而认定庾亮抢先征召的行为合乎情理。更将平定叛乱的功劳归于庾亮，表示正要论功行赏，岂能追究过往？最后以"天下疲敝，强寇在侧"为由，要求庾亮继续秉持先帝托付之意，辅佐朝政。

这道诏书无疑给庾亮吃了定心丸。通过精准的政治操弄，他不仅洗脱了引发动乱的罪责，更巩固了自身的权位。

除了庾亮，曾身陷苏峻阵营长达七个月的司徒王导，在收复建康后也展现出了令人意外的举动。刚夺回石头城，王导便急忙命人寻找自己在混乱中遗落的符节。这枚符节可追溯至司马睿时期，当时他被任命为右将军、扬州刺史，朝廷特赐此物以彰其位。那时，王敦任大将军，王导执掌扬州，王氏一族权倾朝野。

此刻王导急于寻回符节，似乎意在向平叛功臣重申自己的权威与地位。这一举动却引来了陶侃的讥讽。他当面揶揄道：“君之节，恐非苏武之节耳！”

陶侃借汉代苏武持节十九载不屈的典故，暗讽王导在危难之际未能坚守臣节，反而弃幼主而逃，与逆贼周旋。苏武在天汉元年出使匈奴被扣，持汉节牧羊十九年终得归汉，其忠贞不渝与王导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

王导本欲借此彰显地位，未料反遭讥嘲，顿时面红耳赤，急忙命人将符节收起藏匿。此时建康虽复，但苏逸、苏硕纵火将台城焚毁殆尽，朝廷只得暂以建平园（原皇宫苑城）为临时宫廷。这一插曲，成为战后权力重构中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脚。

在局势初步稳定后，朝廷立即着手清算叛乱势力。首当其冲的是曾公开称颂苏峻的西阳王司马羕，被赐自尽；其世子司马播、子司马充、孙司马崧，以及最早投奔苏峻的彭城王司马雄，皆被处决。这一系列处置可视作庾亮与南顿王司马宗政治斗争的延续——朝廷给司马羕的定罪理由是“称颂逆臣功绩”，然而事实上，在苏峻掌控朝局的一年中，公开谄媚苏峻的朝臣远非司马羕一人。

随后，苏峻的核心幕僚参军任让被诛。任让与匡术是最早煽动苏峻造反的谋士，且任让曾亲自从小皇帝司马衍怀中拖走侍中钟雅和右卫将军刘超并处死，此事成为少年天子心中难以释怀的痛楚。

尽管任让与陶侃有旧交，且在占领建康期间对同乡太常华恒多有庇护，陶侃亦出面求情，但司马衍坚持道：“此人杀朕侍中与右卫，绝不可恕！”

陶侃意识到少年天子的意志不容违逆，为避免后续纷争，最终未再强谏。

最终，朝廷对湘州刺史卞敦作出了处理决定。尽管卞敦是忠烈之臣卞壶的堂兄——卞壶一门为国捐躯，名垂青史——但卞敦在平定叛乱期间的表现却截然不同，态度消极，行动迟缓。

温峤发布勤王号召后，卞敦迟迟不肯发兵东进，甚至拒绝为勤王军队提供粮草支援。直到最后关头，他才象征性地派遣都护荀邃率领数百士兵随行，这种举动对于一个重要州郡的刺史而言极不寻常，引起朝野上下普遍不满与质疑，尤其令陶侃愤慨不已，甚至“切齿恨之”。

陶侃上奏朝廷，指责卞敦拥兵观望，不赴国难，有失大臣气节，主张将其交付廷尉严惩。此时，王导出面为卞敦辩护，强调在动荡时期应多予宽宥，并建议改任卞敦为安南将军、广州刺史。然而卞敦托病拒不就任，朝廷只得再改任其为光禄大夫、少府。

这一事件是陶侃与王导之间的第二次政治较量，延续了此前陶侃对王导的讥讽与对立。若深入分析史料背景，可窥见其中隐含的复杂因素。

据《晋书·卞壶传附卞敦传》记载，卞敦与卞壶同为山东人，与王导系同乡。卞敦曾任职于司马越幕府，后成为征南将军山简的部属。山简去世后，他被王敦聘为军司，并在王敦专权期间被任命为征虏将军、都督石头城诸军事，成为王敦监控建康的关键人物。因此，尽管与卞壶有亲缘关系，卞敦实则与王氏家族关系密切，这或许也是王导出面维护他的深层原因。

由此可见，在苏峻之乱爆发前，庾亮与王导等人将卞敦安排为湘州刺史，不仅是为了牵制陶侃，从王导的个人考量来看，此举与之前安置王舒的用意相似——实则为王氏家族多争取一个立足之地，或者说增加一份政治筹码。因此，当王导本人尚在建康、态度未明之际，卞敦自然不愿轻易出兵参与勤王。此时若严惩卞敦，很可能牵扯出他与王导之间可能的暗中联系，这也正是王导竭力保全卞敦的根本原因。

而对陶侃来说，主张严惩卞敦实则意在敲山震虎，背后另有图谋。湘州原属荆州辖区，直至晋怀帝永嘉元年才分立设州，对此时的荆州而言，湘州犹如卧榻之侧的猛虎，时时制约其势力扩张，陶侃早已有意将湘州重新纳入掌控。此次弹劾卞敦不过是借题发挥，因此当王导提议将卞敦调任广州后，陶侃便不再多言——双方心照不宣，各取所需。

值得一提的是，在平定苏峻之乱的过程中，陶侃本人又何尝不是首鼠两端？正如明代贝琼在《运甓斋记》中所评：“侃之夷大难，立大功，亦由温峤辈激以天下之大义，不相异同，故侥幸石头之捷，如其中为进退，事几败于垂成，则何异于敦乎？”

在陶侃的提议下，二月二十九日，朝廷颁布诏令，将湘州裁撤并划归荆州管辖。此时，陶侃虽尚未获得朝廷的正式封赏，却已兵不血刃地将原湘州八郡尽收囊中。

与此同时，朝堂之上除陶陶侃与王导的暗中较量外，迁都一事亦引发群臣激烈争论。建康城历经苏峻叛军焚毁，宫室尽成焦土，府库空虚，饥荒蔓延，都城迁徙遂成当务之急。温峤主张迁都至其治所江州豫章，而三吴豪强则力推迁往物产丰饶的吴地。双方皆以"建康已不堪为帝都"为由，强调新都需具备支撑朝廷运转的粮草储备。

王导作为经营建康多年的扬州刺史，坚决反对迁都。他援引孙权、刘备曾盛赞建康具"帝王之气"的典故，谏言道："古之帝王不以物阜而迁都，亦不因匮乏而弃守。若能力行农耕、厉行节俭，一时困顿何足为惧？反之，若荒废农事，纵乐土亦成荒墟。今北方胡虏虎视眈眈，若南迁蛮越之地，示弱于敌，实非良策。当以静制动，百姓自安。"此言既出，迁都之议遂息。

王导与庾亮有意让孔坦担任吴郡太守，但孔坦以资历尚浅为由婉拒，表面上是谦辞，实则暗藏玄机。要知道，此前该职位由庾亮之弟庾冰担任，苏峻之乱时蔡谟接任，但蔡谟听闻庾冰率军返回便立即退让，以免惹祸上身。此时庾亮为表谢罪之意，虽庾冰战功显著（不仅在东部战场屡建奇功，其部将滕含更在石头城之战中表现突出），仍坚持让兄弟们辞官。精明的孔坦岂会不识时务？

见孔坚辞不受，王导与庾亮又提议让他出任丹阳尹。当时历经战乱，物资匮乏，丹阳尹需负责维持都城民生，堪称棘手之职。孔坦再度推拒，但王导仍执意坚持。

最终孔坦愤然道：“昔日先帝临终，诸位亲临御床共受遗诏。我孔坦既非亲信，又地位卑微，未参与顾命之列。如今时局艰难，却要我首当其冲！难道我是砧板之肉，任人宰割不成？”言毕拂袖而去。

王导等人闻言愕然，只得作罢。最终改任孔坦为吴兴太守，另择褚氏出任丹阳尹。据史书记载，褚氏在任期间“京邑焚荡，人物凋残”，但其竭力收拢流散百姓，推行善政，颇有成效。

抛开建康的纷乱局势，我们再来看逃往曲阿的韩晃等人。

在曲阿，张健收编了管商旧部，却因猜忌其将领弘徽等人存有异心，将他们尽数诛杀。随后，张健与韩晃合兵，计划向西南遁入浙赣交界处的深山密林。他们率两万余人乘船自延陵（今江苏丹阳南）出发，驶向长塘湖（今江苏宜兴西北），船上满载劫掠而来的巨额金银财宝。

此时，王舒之子王允之已被陶侃任命为都督吴郡、义兴、晋陵诸军事，他率勤王军一路追击，在长塘湖大败张健、韩晃部，俘获近万人。残部由张健、韩晃、马雄带领，轻装陆路南逃，意图退往故鄣（今浙江安吉）。郗鉴派参军李闳率精锐继续追击，最终在严山（《资治通鉴》作“平陵山”，今江苏溧阳南）一带截住韩晃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郗鉴最初镇守广陵时兵力薄弱，且常受石勒军队威胁。然而，自石赵部队渡淮进攻寿阳后，淮河中游百姓大量南迁，涌入郗鉴所辖的广陵、京口一带。这些流民多来自青、兖、徐三州，骁勇善战，使得郗鉴部众在平叛过程中愈战愈强。

咸和四年（公元329年）二月，李闳率军对盘踞严山的韩晃部发起强攻。面对山下攻势，张健等将领皆据守不出，唯有韩晃自知无路可退，独自携双袋箭矢，持木椅为屏障，缓步迎战。他依托椅身张弓搭箭，箭无虚发，接连射杀众多攻山士兵。直至箭矢用尽，蜂拥而上的勤王军方将其斩杀。

眼见大势已去，张健等人被迫请降，但杀红眼的李闳部众未予接受，将降将尽数处决，首级传送至建康。

自咸和二年（327年）十一月始，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苏峻之乱，至此终告平定。

论功行赏

在苏峻之乱被平定不足一月之际，朝廷便着手对平叛功臣进行封赏。这一论功行赏的过程，实则演变为各方势力重新划分权力版图的博弈，其间暗流涌动，权谋较量的故事层出不穷。

叛乱之前，建康朝廷的核心权力由王导、庾亮、卞壶三人共同执掌。如今尚书令卞壶战死殉国，庾亮因引发叛乱之责待罪在家，而王导虽曾短暂依附叛军后又回归朝廷，功过相抵难有建树。在此次平叛中，温峤的实际功劳最为卓著，若非他的坚持与周旋，大局或将不可收拾。因此，朝中出现了留温峤在京城辅政的呼声。

史书虽未明确记载这一提议的来源，但从时局推断，极可能出自庾亮的谋划。

鉴于庾亮当前的政治声誉受损，加之其妹庾太后已然离世，面对日渐成长的晋成帝，他若继续留在朝中恐难有作为。然而若要出镇地方，扬州是王导经营多年的势力范围；兖州、徐州已是司空郗鉴的辖区，且郗鉴与王导关系密切；湘州为安抚陶侃已划归其管辖；交、广二州历来是次等士族聚集之地，对高门士族而言形同贬谪。唯有江州——辖今江西、福建等地，据《隋书·食货志》载，东晋时设有豫章仓、钓矶仓等大型粮仓，物资储备充足——成为最理想的选择。

根据《晋书·刘胤传》记载，自江陵至建康的三千余里之间，流民数量以万计，主要聚集于江州一带。当时石赵帝国趁东晋内乱南渡淮河，导致淮河流域的难民无法进入建康周边地区，部分流向广陵、京口，而更多则涌入江州。

由于江州地处荆州与扬州之间的战略要冲，控制江州即意味着可直接威胁建康；反之，若建康掌握江州，则能有效遏制荆州对朝廷的觊觎。因此，江州地位至关重要。

在此背景下，庾亮意图将江州作为自己的根据地，为此采取明升暗降之策，将温峤调至中央以腾出位置。然而，其真实意图难以对外言明。庾亮一面压抑内心的急切，一面向幼帝及朝臣继续表演，竭力展现悔过之心与不恋权位之态。

就在众人暗自揣度朝局动向时，庾亮竟再出惊人之举：率宗族乘船自江阴出海，欲遁隐山海。

此举意在向朝野表明其“远避权位”的决心。朝廷闻讯后，急令地方官员拦截劝返，迫使其重回建康。

与此同时，陶侃在获封湘州八郡后未待朝廷封赏落定，便迅速西归整顿新辖地。为强化对荆州地区的控制并保持对朝廷的影响力，陶侃上奏称江陵偏远，请求移镇巴陵（今湖南岳阳），朝廷不得不允准其请。

而温峤作为实际功劳最大的人，却不愿留在朝堂之上。他深知自己渡江南下的时间较晚，当初只身带着姨夫刘琨的劝进表来到建康，在此地缺乏根基，声望资历也较为浅薄。尤其让他备受非议的是，南渡后母亲在北方去世，他未能归乡奔丧，这件事成了礼法之士不断攻击他的把柄。早在苏峻之乱前，太常孔愉就曾因此贬低他的品级。

叛乱刚刚平定，孔愉亲至石头城致歉，温峤握着他的手，含泪感慨道：“如今天下动荡，忠孝之道衰微。能像您这样坚守古人气节，历经严寒而不改初心的，实在难得。”这既展现了温峤的宽厚胸襟，也反映出他在朝中根基薄弱的事实。倘若能够迁都至他所辖的豫章，同时兼任朝职与江州刺史，自然是最理想的选择。

但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迁往会稽有如远调，而移都豫章则能占据上游，其实更有利于恢复大业。

三吴豪族多固守乡土之见，而温峤则完全出于公忠体国的诚意。王导之所以反对迁都，正是因为新都必会崛起新的权力中心，不如维持旧制更便于掌控。迁都之议遭王导否决，让温峤彻底意识到，在建康王导的势力范围内难以施展抱负，不如做一名坐镇地方的实力派。

最终，温峤以尊重先帝任命为由，坚决请求返回江州。

咸和四年（公元329年）三月十日，朝廷在经历数次波折后正式颁布封赏诏令。陶侃作为盟主功居首位，获封侍中、太尉，加授羽葆鼓吹，晋爵长沙郡公，享食邑三千户，赐绢八千匹，并统领交州、广州、宁州三州军事，与此前所辖雍州、荆州、益州、梁州合并为七州都督——若计入已撤销的湘州，实际辖制范围可达八州。

郗鉴位列第二，授司空、加侍中，解除战时都督扬州八郡的职务，改封南昌县公，原东安县伯爵位转授其子郗昙。《世说新语·言语》载其受封时慨叹：“平生志不在显达，奈何世事纷扰终至高位，如朱博虚名得位，实感惭愧。”

温峤功第三，拜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封始安郡公，食邑三千户。其余功臣皆按功行赏，唯王导未赏未罚。庾亮请命外镇，遂授持节、都督豫州及扬州江西宣城诸军事，任平西将军、假节、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屯驻芜湖。其原护军将军一职则由表弟褚裒接任。

《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中提及，豫州与扬州的江西地区涵盖淮南、庐江、弋阳、安丰、历阳等郡，而宣城郡则隶属扬州。庾亮作为都督，其管辖范围不仅包括侨置的豫州，还纳入了原本属于扬州的江西诸郡及江东的宣城郡。这意味着庾亮实际上分割了王导所掌控的扬州部分辖区。

此外，庾亮牢牢控制了建康上游地区，其军事布局与昔日王敦驻守于湖、苏峻盘踞历阳的情形极为相似。尽管庾亮表面上以“求外镇自效”为由出镇地方，但其军队距离建康极近，朝发夕至，实质上仍能遥控朝政。再结合褚裒担任丹阳尹、中护军的情况，庾亮此举看似是对王导的退让，实则对身处建康的王导形成了极大的压制。

此时，若依西晋武帝泰始元年所设八公的次序，东晋朝廷中地位最高的三位大臣依次为：太尉陶侃、司徒王导、司空郗鉴，三人皆可称为宰相。

南北朝时期官职设置灵活，往往因人而异，政出多门。《文献通考·职官考三·宰相》对此有明确描述：无论是执掌机密、录尚书事，还是综理机权、主管朝政，抑或担任侍中、给事中，甚至受顾命之托，均可被视为宰相。

王导有意提拔曾投诚自苏峻麾下的路永、匡术、贾宁等将领，试图借此巩固自身势力。然而，温峤坚决反对这一提议，严词指出：“匡术等人首倡叛乱，罪孽深重。纵然最终归顺朝廷，亦难抵消昔日过错。能保全性命已属宽宥，岂可再行封赏？”

面对这番义正辞严的驳斥，素来机辩的王导竟一时语塞。不过待温峤逝世后，王导仍将这些人招至司徒府中，予以重用。

经过朝堂上的多方较量，庾亮、温峤等人相继赴任。在此次权力分配中，王导不仅失去了扬州部分辖地，其堂弟王舒（时任会稽内史）的猝然离世更令他慨叹王氏门楣渐衰。此刻的他选择隐忍待时，静候重掌权柄的契机。

温峤之死

除了对生者进行封赏，朝廷也没有忘记追赠逝去的忠臣。

首先需要处理的是尚书令卞壶及其两个儿子的身后事。最初，司徒王导仅提议追赠卞壶为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根据《晋书·职官志》的记载，未加开府仪同三司的左光禄大夫仅为二品，这意味着与王导同受顾命的卞壶，死后追赠的官阶甚至低于王导生前的职位，明显反映出王导对卞壶的旧怨未消。

这一方案公布后，卞壶的旧部尚书郎弘讷深感不公，愤而上书直言：“为国捐躯之臣，历来为朝廷所重。卞令忠贞之节，应当载入史册。今日追赠之礼，应与其尽忠报国之心相称，宜加封至鼎司之高位。”王导见奏后，立即调整，改赠卞壶为骠骑将军、加侍中。

然而弘讷仍不满意，再次上书强调：“事亲莫大于孝，事君莫尚于忠。卞令历侍三朝，尽瘁奉公，危难之际不惜以身殉国。身为顾命大臣，位列端右，持正立朝；亲临战阵，父子同殒，可谓破家为国。恳请依嵇绍旧例，按制追崇，以安天下之心。”

在弘讷的坚持下，王导最终让步，追赠卞壶为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谥“忠贞”，并以太牢之礼祭祀。其长子卞眕追赠散骑常侍，次子卞盱追赠奉车都尉。

与此同时，朝廷也追赠了其他死难忠臣：

桓彝为廷尉，谥号“简”；

刘超为卫尉，谥号“忠”；

钟雅为光禄勋，因其家贫，特赐布百匹；

羊曼为太常；

陶侃之子陶瞻追赠大鸿胪，谥号“愍悼世子”。

东晋朝廷虽未采纳迁都之议，却仍需应对建康城残破、国库空虚的困境。宫中仅存数千端练布，市价低迷难以变现，朝廷运转经费几近枯竭。丞相王导遂联合朝臣巧设风尚——亲自穿着练布单衣引领风潮，使这种布料骤然成为建康权贵争相追捧的珍品。待市场需求高涨时，官府趁机高价抛售库存，竟达"一端一金"的天价，暂时缓解了财政危机。

与此同时，名将温峤亦倾力相助。他不仅从外地筹措钱粮物资，更将麾下军需器械尽数捐予朝廷，方才率军西归武昌。行军至牛渚矶时，遇深潭险阻，民间盛传水下多精怪。

温峤命人点燃犀角照向水底，传说顷刻间现出光怪陆离之景：有乘朱车着赤衣者潜行波中。

当夜温峤即梦遇神人怒斥："幽明殊途，何故相犯？"原患齿疾的温峤命医者拔牙，竟引发中风，抵武昌未满十日便溘然长逝，时年四十有二。

后世有诗叹曰："温峤南归辍棹晨，燃犀牛渚照通津。谁知万丈洪流下，更有朱衣跃马人。"

东晋初年，名士辈出，其中卫玠与王承虽被尊为南渡名士之冠，但卫玠年仅二十七便英年早逝，王承的事迹亦多湮没于历史长河。尽管当时温峤因“绝裾”一事被时人列为第二流名士之首，然细观其生平，温峤（字太真）实则是一位更具真性情的名士。

庾散曾以“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礧砢多节，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赞誉他，此言非虚——温峤确为国之栋梁。他逝世后，江州百姓无不悲泣，晋成帝亦下诏肯定其在平定苏峻之乱中的首功，称其“首启戎行”，“功格宇宙，勋著八表”，追赠侍中、大将军等职，赐予厚葬，谥号“忠武”，并以太牢之礼祭祀。

温峤最初葬于豫章，后朝廷为彰其功业，欲在晋元帝、明帝陵北重修大墓。

陶侃上表谏阻，提及温峤临终致信与自己，信中尽显忠贞忧国之情：“每展读其书，未尝不中夜抚膺，临饭哽咽。”他引用“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之句，慨叹温峤之死实为国家损失，并抄录信文呈报，言明温峤至死不忘国耻，若其泉下有知，必不忍见劳民伤财之举。朝廷遂止此议。

后温峤继室何氏去世，其子温放之将父柩迁回建康，成帝下诏葬于建平陵北侧，以遂其忠魂归附京师之愿。

2001年2月，南京考古人员在郭家山西南麓发现温峤墓葬，出土包括墓志在内的大量珍贵文物，被学界誉为近五十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

据记载，温峤临终前曾致信陶侃。根据陶侃后来的说法，信中内容与其前任应詹的嘱托相似，核心在于勉励陶侃继续效忠晋室。此外，温峤还特意指定刘胤作为自己的继任者。

当时担任温峤军司的刘胤，其经历与温峤颇有相似之处：二人皆出身北方抗胡阵营——温峤曾效力于刘琨麾下，而刘胤则来自邵续部属；且都是因劝进司马睿称帝而南渡江南。在东晋王氏家族主导的朝堂中，他们始终处于权力边缘。这种相似的境遇，可能是温峤选择刘胤接掌江州刺史一职的重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在温峤尚未返回期间，因祖约北逃而南下的旧部戴洋曾到浔阳避难。这位江东著名的术士与因病留守的刘胤有过一段对话。

刘胤询问戴洋："我的病能痊愈吗？"这段记载展现了当时士人对玄学术数的普遍信奉。

戴洋言道：“我并非忧虑使君之病难愈，而是担忧您今年将遭大劫。您年四十七，适逢庚寅之年，必遇凶险。切记十二月廿二日莫要见客。”

刘胤继而问道：“我欲辞官，与你同往乡间疗疾。”

戴洋却答：“您将被任命为江州刺史，此职难以推辞。”

刘胤追问：“温公不归否？”

戴洋道：“温公必将归来，正因如此，您才需出任江州刺史。”

后事果如戴洋所言，温峤举荐刘胤接任其位。

那么，温峤为何未将职位交予昔日挚友庾亮？是因对庾亮心生失望？或是欲以名声不显的刘胤作为陶侃与庾亮之间的缓冲？又或是出于同病相怜之情？真相已难考证。

可知的是，刘胤身陷多方势力虎视眈眈的江州，即将面临一场滔天巨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