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前后绵延2300余年，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纷纷采用了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相结合的行政管理制度，而“异地为官”作为主要的地方行政制度更是被历代帝王所重视，根据考证，“异地为官”制度最早出现于东汉年间。

封建专制的本质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为了维系这种统治的绝对权威，保证大臣对皇帝的绝对服从，“异地为官”制度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在统治者看来，新上任的官员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脱离了拥有深厚社会关系的乡土，能够有效地杜绝和减少徇私舞弊、结党弄权现象的出现。

那么，这种“异地为官”制度真的能够在加强地方管理和稳固中央政权方面起到很好的效果吗？

无可避免的缺陷：“官本位”下的私相授受

首先，这种制度存在一个很明显的弊端，那就是异地官员对地方的风土民情不熟悉，很难对当地民众的生活及经济文化的发展尽职尽责，不利于对地方和人民的管理。但是，对于“朕即是天下”的帝王来说，臣民对君主权威的绝对忠诚当然是第一位的，而这一制度是否有利于地方人民则并不在考虑范畴之内。

所以总体上说，这种对上负责的“异地为官”体制本质上不过是专制统治者稳固权力的工具。具体是谁当官，当哪个部门的官，都不是民众能够决定的，而是完全根据皇帝的个人喜好，一切的根本目的都是为“官本位”思想添砖加瓦。

所谓“官本位”，就是整个社会以当官为荣，一切社会活动以当官为核心。官就代表财富、权力和地位，也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会尊严，是平民阶层穷其一生向往和追求的目标。

“颜如玉”和“黄金屋”形象地代表了古代平民百姓对于科举致仕的追求。是否当官，当多大的官，几乎成了那个时代衡量一个人对国家作出贡献大小的唯一标准。

北宋时闻名山东的“及时雨”、“呼保义”宋江，正史上原为郓城县押司，因其仗义疏财、肝胆照人，令天下英雄争相竟从。后来，他为助晁盖等人躲避官府追捕，被逼无奈杀了阎婆惜吃了官司，被发配江州。后来的梁山聚义家喻户晓，留下了一段英雄佳话。

但是，最终梁山的结局归于“诏安”，108位好汉也大都不得善终，一直为后人所诟病、争论。其实不止宋江，包括关胜、秦明、呼延灼等人都曾在朝廷为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体制内部人员”，他们因各种原因上山落草，但始终不想背负“贼寇”的骂名，渴望重归朝廷。究其根本，都是源于“官本位”的思想在人民心中的巨大影响力。

这种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不利于政治的清明，也对选官制度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北宋的苏东坡对此有过一段非常详细的记述：“历代官员的拔擢依据各有不同：夏商周时期通过才学，战国至秦朝多出自门客，汉朝以后由各郡县的官吏决定，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九品中正制，而隋唐至宋皆出于科举制。”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期，官员的选拔都是由在朝大官决定的，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方式，就注定难以避免官场的徇私舞弊、贪污腐败。人们对于做官的狂热追求，催生出严重的卖官鬻爵现象，这种行为显然不利于民生社稷的发展。

腐朽落后的本质：统治者维护中央集权的工具

中国的“异地为官”制度是贯穿古代封建社会的一项行政制度，主要通过将官员派遣到远离故土的地方就任，以达到加强控制、稳固政权的目的。从维护统治者利益的本质上说，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傀儡，是旧时代的糟粕，尽管时至今日这一制度仍有沿用，但它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谈不上任何助益。

不要忘了，“异地为官”制度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官由官定”，当地百姓对于官员的任用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这显然有悖于“权为民用”的马克思哲学原则。

另外，“异地为官”对于政治的清正廉明也没有实际的帮助。前人总结得好，“腐败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权力不受制约”。在“朕即天下”的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几乎各个朝代都有几个贪图享乐、荒淫无度的皇帝，使得人民怨声载道、饿殍遍地。

如一统河山的秦始皇消灭六国后，就把掠夺来的宫女妃子全部屯贮于自己的后宫之中，大修宫殿，大兴鼓乐，纵情声色。据统计，当时关中地区的离宫不下三百座，关外则有近四百座。上行而下效，天子的无道必然招致官员纷纷仿效，使整个朝堂弥漫着腐败的气息。

三、 可悲可笑的结局：异地官员成为王朝政权的终结者

唐朝为了稳固边疆地区的统治，派遣皇帝亲信到地方任最高行政长官，地位高于原来的各州知州，这些人被称为“节度使”。

天宝末年，唐朝大将军安禄山一人兼任东北的平卢、范阳、河东三州的节度使，集当地的财政、军事大权于一身，拥兵二十余万，形成了一股威胁朝廷的庞大势力。

安禄山为了麻痹、讨好唐玄宗，他甚至拜深受玄宗宠爱的杨贵妃为母亲，加之杨贵妃的宗族大官李林甫、杨国忠斥忠用奸，国事日非，给了狼卧于北的安禄山可乘之机。

天宝14年，安禄山与同乡的史思明共同发动叛乱，以“奉密诏清君侧”、“讨伐杨国忠”为名，率领20万乱军在范阳起兵，一路南下直逼长安。习惯了盛世的大唐百姓已经几代人没打仗了，听到战争的消息根本不相信，直到亲眼见到叛军攻来才大叫不妙。

自公元755年到763年，这场持续了近9年的战事给唐朝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也成为大唐盛世转向衰落的拐点，这一场战争便是举世闻名的“安史之乱”。

从这次叛变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安禄山原为玄宗亲信大将，在戍边战争中屡立战功，但最终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反戈唐廷的叛军指挥，古代“官由官定”的君臣裙带脆弱性不言而喻。

第二，“异地为官”真的能够加强地方控制，稳固中央集权吗？显然不能。被安插在北疆的安禄山脱离了天子的控制，独掌大权，在漠北之地结党弄权、日日坐大，最终成为威胁盛唐朝政的可怕力量，遗害无穷。

此外宋太祖赵匡胤也是一个“异地为官”的典型。据说赵匡胤在洛阳夹马营一家农户中出生时，浑身散发着扑鼻的香气，远近几十户都能闻见，因此得名“香孩儿”。他成年后受一位神秘道人的指点，来到后汉从军，投身枢密使郭威帐下，其后征南闯北，屡立战功，颇受赏识。

公元951年，郭威开创了后周，当上了皇帝，一直跟随于他的赵匡胤自然一步登天，先后出任滑州和开封府的兵马指挥使。四年之后，郭威养子柴荣继位，赵匡胤被拔擢为禁卫军统帅，深受信任。

公元958年，周世宗驾崩，留下寡母幼子，给了势力庞大的赵匡胤一个绝好的上位之机。他命部下给将士们洗脑，说小皇帝年幼孱弱，无法理政，将士们在外以死报国也无人赏识，不如拥立赵匡胤为天子，也不辜负大家千辛万苦地沙场征战。将士们的情绪很快变得高涨起来，一场兵变正在悄悄来临。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赵匡胤北上阻击敌军，三军将士在陈桥驿修整，据说当夜，赵匡胤喝的酩酊大醉，次日醒来，从中军大营走出来时，便看见一众将领将黄袍披于他身，随即跪下，拥立赵匡胤为皇帝，赵匡胤百般推辞，“无奈之下”接受了将领们的请求。随即，赵匡胤一行回师京都开封，兵不血刃就占领了皇宫，改元大宋。

这就是著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典故。异地领军的赵匡胤身为三朝老将，身居高位、颇深信任，却依然成为了推翻国家政权的始作俑者，将“异地为官”制度的漏洞暴露无遗。

结语

细品“异地为官”制度在古代社会实际中起到的作用，其实它并没有使官员摆脱在乡土根深叶茂的关系网络，成为推进廉政建设的良药。纵然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古代，交通不便、通讯不畅，但是封建统治最根本的专制集权是无法靠一两代人的力量彻底拔除的。

纵观古代封建社会，“异地为官”却祸国殃民的例子屡见不鲜。从汉末的何进、王莽，到唐朝的安禄山、史思明，从昔日身为后周大将的宋太祖赵匡胤，到明朝年间的胡惟庸，哪一个不是权倾朝野的利益集团？可见，“异地为官”制度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对于肃清吏治、消灭贪腐并没有多少成效。

参考文献：

《太平御览》

《新唐书》

《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