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开杀戒的意思(从中将杀到上将，从保定生杀到黄埔生，蒋介石当年为何大开杀戒？)

1950年6月17日，继吴石等四名烈士英勇救义七天后，还是在台北的马场町刑场，还是由蒋鼎文“监斩”，浙军元老原浙江省主席陈仪，也被执行了死刑！消息传出，岛内一片哗然，军政大员们纷纷有兔死狐悲之感，要知道，陈仪不仅曾是蒋某人的浙江系亲信，还同时具有两个特殊身份！

其一、陈仪是现役陆军二级上将，到了这个级别，在逃离大陆之前，纵有多大罪过，轻易也不会押赴刑场的；从1935年搞铨叙军衔开始，到1949年南京政府垮台，直接被枪杀的陆军二级上将兼省主席，惟韩复榘一人而。

即便是罪名为“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的韩复榘，也没有公开执行死刑，而是在武汉秘密予以处决，事后蒋某人还发了一顿脾气，责怪执行的特务们不该爆头，没有给二级上将留些体面，特准另行安葬。

其二、陈仪是铁杆嫡系汤恩伯的恩公，还是心腹幕僚林蔚浙军时期的老长官，按说蒋某人就算对陈仪酝酿起义气急败坏，也该卖汤司令和林主任一点面子，完全可以跟少帅一样，弄个终生监禁什么的。

结果还是给杀掉了！从吴石中将到陈仪上将，遇难者的军衔越来越高，你以为这样就完了？NO，蒋某人当时已陷入歇斯底里的疯狂，被枪杀的不仅有保定生和留日生，甚至还包括黄埔一期生！

一、对兵败大陆的疯狂泄愤

同样在6月间，黄埔四期的中将周伟龙，在新竹被秘密处决，这是戴笠早期班底“十人团”成员之一，军统元老级大特务；解放战争时期，周伟龙曾任交警总局局长，后思想发生变化，密谋率两个交警总队投奔程潜，参加湖南和平起义。

不料事泄，毛人凤请示蒋某人后，指令大特务兼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在上海将其逮捕后押解赴台，草草审理后即被下令枪杀。关于周伟龙的情况，笔者之前曾有专文，总之也曾是铁杆嫡系，然而翻脸便是无情。

转过年来，又有两个黄埔一期生被杀，分别是抗日名将李玉堂和“总统府参军”徐会之，皆为陆军中将衔；李玉堂率领第十军血搏日寇多年，参与了三次长沙会战和长衡会战，歼寇如麻战功赫赫，广州解放前随薛岳逃上海南。

李玉堂与地下党有过接触，也有反正之心，可惜因四野大军神速登陆海南，在缺乏及时联系的情况下，起义未能进行，李玉堂只好随败军逃台，后被告发入狱，当时审判官呈报的并非死刑，然而蒋某人竟然批了个“耻”字，于是结局注定。

徐会之则是黄埔“四大政工干将”之一，与桂系李宗仁关系较好，“总统府参军”其实是代总统任命的，思想一直进步，本来已在重庆迎接了解放，后主动请缨潜台从事策反工作，不幸暴露被捕，1951年底在马场町就义。

这一期间，因“通共”被杀的高级将领，还有中将李友邦（黄埔二期）、中将徐继武（直鲁联军出身）、中将蔡汝鑫（基隆要塞司令部顾问）、中将段沄（黄埔五期、曾任独立第95师师长）等人，另有少将若干名遇害。

一般来说，蒋某人在解放战争时期，很少下令枪杀黄埔生，尤其是黄埔一期生，毕竟属于“黄埔系”的骨干力量，诸如龙幕韩、酆梯、陈牧农等一期生，都是抗战时期各种原因不得不杀的，那为什么逃台初期，却如此大开杀戒呢？

第一个原因是“泄愤”，即将兵败大陆的责任，迁怒于不肯愚忠或者不肯卖力的部属，以及在后方不断动摇其统治的地下工作者，明显属于气急败坏；实际上，大屠杀的苗头，早在1949年的春天，就已经显露出来了：

逃离上海之前，毛人凤和毛森突击杀害了300多人；之后是重庆大屠杀，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地下党员、民主人士再次遭到血洗，当毛人凤呈上在押名单，请求核准哪些人要杀害的时候，竟然遭到怒斥：“之前杀得太少了”！

蒋某人的言外之意，在押的政治犯根本不需要什么“核准”，全部杀光便是，末日时分的丧心病狂，据此可见一斑！

二、企图用清洗来巩固权力

从1949年秋到1950年春，是岛上最人心惶惶的时间段，在浙江和福建沿海，三野几十万大军在粟裕将军的率领下，正厉兵秣马准备攻台，而逃上东南诸岛的蒋军，多为残兵败将或者漏网之鱼，有战斗力的部队寥寥。

更要命的是，美国国务院还公开发表了《对华政策白皮书》，在长达1000多页的文件中，美国人毫不掩饰对蒋政权的失望，表明了不再支持蒋政权的立场，这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炸得蒋系军政大员们脑袋瓜子嗡嗡的。

如果再没有了美国的援助，对于能否偏安于岛上，许多人都失去了信心，军政大员们要么滞留香港，要么远赴异国，原徐州剿总的总司令刘峙，干脆跑到南洋教起书来，即便是已经逃台的，也有不少人在家里偷偷绣红旗。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面对军心民心皆不稳的状态，蒋某人在日记中写道：“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才导致敌方渗透”，因此逃台初期，也要搞“纯洁队伍”了，否则不用解放军登岛，草台班子自己就垮了。

因此第二个原因，是蒋某人当时企图用杀戮，来震慑和警告存有异心者，不论是保定生还是黄埔生，不论是中将还是上将，只要有了“通共”的嫌疑，全然到了格杀勿论的程度，而且已经杀红了眼睛，谁也不能说情，谁也不敢说情！

不仅对高级将领如此，蒋某人还指令逃台的超过5万名特务，以及10万警察和大批告密者，在岛上构建了严密的思想监控网络，在非常时期又一次实施了白色恐怖，企图用政治高压的手段，以作垂死之挣扎。

省主席兼陈诚当时颁布的“戒严令”，整整持续了38年，戒严期间军警特务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殊权力，滥捕滥杀或者被诬告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高级将领也难逃一死，是这一时期的缩影。

根据后来统计，戒严期间被捕者约9000余人，其中1000余人被杀，实际数字远远不止，民间估算在整个戒严期间，遭受迫害者当在8万到12万之间，被杀数字更应该成比例上升，某种意义上，蒋某人已然“杀疯了”。

随着对高级将领大清洗的进行，蒋某人变得疑神疑鬼，对军官团的不信任感日增，开始启用身边的秘书侍卫等，出任各种要职，类似于古代皇帝大肆任用宦官一样，比如被任命为“防长”的俞大维，从来就没有领过兵打过仗！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蒋某人认为，可以信任之人越来越少，为了巩固权力和统治，遂不惜使用大清洗这般极端手段。

三、习惯性的“杀人立威”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当时的政策并非“弃台”，而是要“弃蒋”！也就是寻找新的代理人，来取代蒋某人的位置，坊间传闻不断，当时掌握大部分军权的陈诚，以及掌握新编部队的孙立人，都成为美国人企图拉拢的对象。

蒋某人对此心知肚明，可公开跟美国叫板是不敢的，毕竟还需要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于是耍起了“杀人立威”的习惯性手段，纵观其三次下野的经历，每逢政治上遭遇重大挫折时皆如此，这是第三个重要原因。

1927年夏，北伐军兵败徐州，蒋某人被迫第一次下野之前，密令枪杀了北伐名将王天培，时任黔军第十军的军长，安的罪名是不听指挥、克扣军饷云云，实际原因是王天培不满其倒行逆施，坚持不搞“清共”而惹怒于蒋。

1931年底，蒋某人第二次无奈下野前，又秘密杀害了原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因为邓演达毕业于保定六期，在保定生和黄埔生群体中，都有较强的号召力，且自1927年4月以后公开反蒋，成为后者的眼中钉肉中刺，陈诚怎么求情都白搭。

1949年初第三次下野后，杀戮情况更甚，而且这次的“杀人立威”，还有对内对外两层意思，对内，是证明自己的权威还在；对外，是告诉华盛顿谁才是岛上的“实控人”！这么多高级将领说杀就杀，换别人有这个权威吗？

如此透露出明确的信号是：如果美国人想另立“新帝”，那就是打错了算盘，所以吴石将军案发后，作为好友的陈诚没有出面说项，便是考虑了这一层因素，有邓演达的成例在前，求情不仅于事无补，更有挑战蒋某人权威之嫌。

在那个敏感的时间段，陈诚的做法无疑是明智的，并且在蒋某人赴台后，第一时间重新表达了效忠，从此恩宠不衰；相比之下，跟美方过从甚密又不肯弯腰的孙立人，终于被秋后算账，不明不白软禁了33年！

话说蒋某人当年大开杀戒，究竟有没有起到作用呢？除了让岛内一片血雨腥风之外，实在成效寥寥，反而加剧了蒋系内部的分崩离析，大多数人噤若寒蝉，少数人干脆出走欧美，尤其是原本滞留岛外的，更加不敢赴台。

比如陆军一级上将李宗仁、陆军二级上将卫立煌等，最终都选择了回归大陆，足以说明光靠杀人，并不能重聚涣散的人心，回头去看，蒋家小朝廷没有垮台的直接原因，应该还是朝鲜战争的意外爆发！